《政治無法只歸政治》

政治歸政治，是非常常見的一種語言，這個語言所做的是一種「政治應該只歸政治」的宣稱，然而我們現今所身處的社會，甚至兩千五百年前古希臘的城邦國家（polis）都早已是政治社會。所謂政治社會在社會契約理論之中是相對於自然狀態的人類生活型態，自然狀態中的人類是無秩序、全然自由的，是透過契約的締結才進入與他人共同面對危難的狀態，霍布斯在《利維坦》中如此形容自然狀態的人類生活：「在人生活在沒有公共權力以保持他們的敬畏的時期內，他們處在戰爭狀態中，一個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結果就是所有人對於所有人都是敵人。在這種條件下，無法發展工業，因為成果並不確定，也因此無農耕，無航行也無對於可能從海洋進口的日用品的使用，沒有寬敞建築，沒有交通工具，沒有對於大地的知識，沒有時間觀念，沒有藝術，沒有文字，沒有社會，最糟的是無間斷的恐懼以及暴死的危險（violent death）。於是，人的生命，孤獨、窮困、骯髒、野蠻且短暫。」，而這就是政治社會。那麼在一個政治社會中，如何可能不政治？甚至，做出這樣宣稱的意圖又是什麼？

有人說：「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經過藝人引用為孫中山所言，然而藝人非知識份子，所謂國父在革命成功時還在端盤子，政治如此定義不免過於偏狹。「生活即政治」，這樣雖然廣泛，卻也實際地描繪到我們的存在狀態，不過我們可以想就連食物都很政治，包括是否有機？是否有毒？曾經的食安法爭議就是來自於此，也是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中遇見阻礙而做的反抗。 

更根本來說整個社會在中華儒教的思想浸潤下卻和平民主轉型而面臨的思想上的割裂也很政治。總是問學子學這個是否有用，而有用等同於賺了多少錢的中華式實用主義，相較於實用主義哲學而言，並非追求知識或是語言意義的理論，而是為求功名利祿的指引。在儒教的士大夫思想中，讀書並非如同「哲學」一詞所代表的愛智，所謂哲學來自日本學者西周滿翻譯 philosophy 後得出「哲学（てつがく）」而這個語言的語源又來自希臘的 philosophia ，意義也就是愛智，在根本上的中華思想在求知上就非如同追求知識的學習，十年寒窗苦讀只不過為了做官，做官只為了求個安平樂道。所以學生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甚至這也不重要，先選大學再選科系，是為了將來在出社會時能有更經濟、有效的途徑進入一個穩定生活。而這穩定生活跟美好人生沒有關聯，只是能取得維持生活的基本資源而已。就連爭奪中國是否有哲學都成為一門學問，也不僅如此，中華文化是否存在都是個問題，「中國」的概念是來自二十世紀初梁啟超根據China翻譯得出，而這是為了民國初建要順應民族國家的潮流而來，而所謂民族國家根據 Bennedict Anderson 在《想像的共同體》如同書名所指示的就是被「想像的共同體所政治性建構而出」，所以有虛假的線性史，把今日之然回溯至五千年前黃帝大戰蚩尤，所有人共享著同樣的敘事因而產生了認同而把自己定性為「華人」，然而漢人本位何以有元、清之代？何以「中國」的領土在「歷史」上忽大忽小？為何以「清朝」的領土作為中國的領土？「清朝」為何不是「清國」？「清朝」所割據的台灣何以又被聲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大至國家甚至國際，小至國內的政黨都無法脫免這些國族認同的問題，尤其在台灣。相較於美國的民主與共和兩黨是在內政上的政治傾向有所差異而區分出的左右兩派，然而台灣的左右派卻是在於國族認同的問題，然而邏輯上國族認同又是政黨所據以存在的國家存在使得出，這就是弔詭之處，台灣的理論跟實際有非常大的差異。美國曾經發生南北戰爭，假設那時南方軍打輸了去南美洲例如秘魯佔領、屠殺、殖民，然後日後宣稱秘魯就是美國，就是我們的故事了，而台灣就是秘魯。外國人對於PRC（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跟ROC（Republic of China）都一樣是China所以才分不清楚，但在內戰中戰勝者取得政權才是繼承者，若一個敗戰的政權（政黨）流亡他處是否能宣稱還是原先的「國家」？確實在中國經過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清洗了舊有文化，但這是文化問題，就算ROC承繼了道統又如何？政治問題是現實的權力鬥爭，如何用這種阿Q精神強要他人配合自己演出？一個國家的誕生都有著憲法作為法治國家理念實踐的條件，然而我們現今所使用的法律卻都冠著「中華民國」之名，甚至這部憲法不是在台灣建立，制憲後兩年就戒嚴、凍結憲法，直到解嚴後經過七次修憲才有今天的樣貌。然而，一個破網補了七次就等同一個新網嗎？

而在台灣的特殊處境中，面臨著另一個國家「併吞」的宣稱與企圖，從過往的飛彈指向到二零二零前武統台灣—留島不留人，這些不只是想像中的恐懼而已，而是真實面臨的危險，而我們是因為面臨著危險才產生恐懼。正因為我們所享有的這些不是敵國所容許的，如同張娟芬在<亡國感的逆襲>書文中所指出的極權國家特質正在於「潛規則」的恣意性，就像寇延丁因為認識佔中三子中的陳健民教授也就被冠上了「顛覆國家」的罪名，然而這只不過是為了政治維穩的預備政治抓捕而已，因此我們才有所謂的「亡國感」。每次每次的危機度過有些人會說：「看吧每次擔心但都沒發生什麼事。」但今日的現況都是種偶然，如果當初希特勒贏了二戰呢？如果當初李登輝沒有民主轉型呢？如果如果，寇延丁在《走著瞧》所強調的就是「這個世界沒有『如果』。」在書裡頭講著搞社運的人就像單挑風車的唐吉軻德，然而正是這些唐吉軻德才讓整個社會有所前進，都是這些少數人拉著所有人—即便其中包括著拖少數人後腿者—一同與社會前進，因為少數人所想推動的是整個政治社會，所以存在於政治社會中的人都利益均霑。問題就在於，我們要怎麼成為少數人？

我們總認為恐懼相較於危險是不實際的，但並非如此，恐懼甚至比危險還要實際。威權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今天的中共政府，正是因為恐懼秩序被顛覆，進而對思想予以處罰，認為你預謀叛亂就把你抓捕槍斃、被失蹤，寇延丁在《敵人是怎麼煉成的》一書中所描繪的中國就是個充滿恐懼的國家，大至元首小至市民，市民恐懼著國家、國家恐懼著市民，成為一種變態的恐懼共同體，終日不得安寧，看似秩序井然的日常實際上都潛伏著恐懼的暗流，所以沒有任何規則可循，只要能消除恐懼的就是必要之舉。然而相較於鬼神之說，大家卻反而較不擔心這些恐懼的成真，反倒天譴對於所謂「華人」來說較為實在，這正是荒謬之處。尤其對於台灣人而言，和平的民主轉型不像美國與法國流血汗的革命所換取來的自由，沒有任何代價所取得的權利讓人濫用，有些人認為這太多，因為不知何去何從，像出籠的鳥也不知歸鄉之途，有些人因為利益，寧願割捨換取不實在的金錢，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讓中國的市場大開，但到今日才發現政治不自由即便市場自由也都是虛幻的過往雲煙，騰達三十年只需一瞬都成為國有財產。然而所謂的「中國模式」卻讓趨利者趨之若鶩，人權卻都能置之腦後，手邊的快錢才是要緊事。然而法輪功的器官強摘，新疆的國家官員入住人民家中，無處不在如同《一九八四》大洋國的電眼，就會讓即便是最基礎的邏輯真理都因為政治權力被扭曲，所以「二加二會等於五」，知識上的真理被政治上的權威給取代。「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一九九七+五十=二零二零。」我們對於隨機殺人事件的恐懼是因為喚起了我們逃離自然狀態的過往，媒體的反覆加強也讓我們更加惶恐，然而國際之間正是處在自然狀態只是不像走在街上那麼貼近，然而在國與國之間一個海峽如同對街，卻無法讓許多人感受到這種情緒。

但其實這種現象就連我們在面對國家時都能發現，和平民主轉型使得我們對於自身所擁有的權利不珍視，加上翻譯上的誤差使得權利與權力的混淆，一個是 right ，另一個是 power ，兩者在政治社會中是處於永恆的拮抗緊張關係，但是在朱文上卻變成同音異義，然若不求甚解的誤用卻造成思想上的混亂。我們所擁有的權利並不是「天賦」的，那是自然法時期對於權利的想像，在啟蒙之後的社會契約理論建構中，我們的權利是「自賦」的，透過與他人訂約，將自然全力予以轉化。必須要知道的是，權利的取得都是曾經某種事物還不成為權利被侵犯時因為反抗所得，因為人身自由被侵害，所以有人身自由權、因為財產權被侵害，所以有財產權。我們的修法、釋憲都是在這樣一步一步在修正的路途上推進了我們所擁有的權利種類與範圍。

然而因為我們不具有「權利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right）」，使得我們無論是面對國家的侵犯、甚至是其他的國家的侵犯都無動於衷。就像警察的臨檢對許多人來說只是一時的不便，看個身分證又如何？但在這個處境中的警員是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也就是是權力的施展，而人民的權利在這個情境中被「限制」甚至「侵害」，遠遠不是拿出個身分證那麼簡單而已。就像在武漢肺炎爆發後，視訊軟體叢生，其中的Zoom被指明有被竊視的問題，然而仍然有人認為是機密重要還是好的互動重要？並且提及若要真正的資安，那就當面會談。但這就像是面對臨檢一樣，是權利重要，還是一時的方便重要？這端視我們怎麼看待權利，是作為目的自身而存在，又或者只是某種工具？又無論何者，上課的內容涉及學術思想自由，即便整堂課都是冷笑話，被學術自由所包覆的內容本身就不應該成為被干預的對象，既然如此，那麼看了多少的程度問題、看了什麼的內容問題，有關宏旨嗎？尤其若以如此滑坡之方式，那麼是否開車有風險，乾脆所有人都不要開車，吃飯有風險，所有人都不要飲食了？學術自由之所以重要，就如同在中國的出版品因為沒有制度上自由的保障，使得所以的翻譯品、出版品都有「潛在不完整」的風險，對於學術自由所指向的知識而言是莫大的惡害，畢竟文本的參讀中任何段落是理解意義上不可或缺的，那麼任何一個段落的匱缺，即便是那種可能性，都將使得知識的取得成為不穩固、不可能。甚至在考量現實上，若是使用軟體者慮及有老大哥的眼睛正在看著，是否會做出自我審查，進而自我圈限了言論的範圍？使得極權國家即便領土不及，但在數位的權力下擴張施展領域到自由國土？這也就像是目前數位霸權的google、facebook的行為所顯示出的問題，因為為了不抵觸統治者的意志，其他人都會內化統治者的標準，而成為「另類的民主」了。而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國際處境令人恐懼的地方就在於，我們一直以為的二元對立是：極權專制與民主自由。然而到今日我們才發現赫胥黎在一九五九年《再訪美麗新世界》所說的是我們所生活的現實：

「在東方極權國家裡，到處都有政治檢查制度，一切大眾傳播工具皆為國家所控制。而西方民主國家卻有經濟檢查制度，大眾傳播工具皆由大財閥所屬成員所控制。」

我們對政治太過冷漠，或許與政治歷史有所關聯，被噤聲的四十年與被屠殺的起始點，使得台灣人對政治具有恐懼。但是如同寇延丁所問其自身：我們要做恐懼的囚徒嗎？我們願作統治者的奴隸嗎？

政治是嚴肅的事業，然而在台灣也有將政治娛樂化的現象，包括組成「歡樂無法黨」的市議員，當代的媒體知識論已經如同波斯曼《娛樂至死》中所說的從印刷術的文字理性線性傳遞知識到其後的電報求快，再昇華成為電視讓娛樂成為新的框架而作為篩選標準，這時「媒介即訊息」麥克魯漢的闡明加上波斯曼所說：「形式排斥內容」所言，所有的一切都不得不娛樂。從政治、哲學、法律、醫學，所有的事物若不夠歡樂不僅不能進入所有人的耳眼，更無法被知識的概念給捕捉。我們處在閱讀匱乏的年代， 然而只有閱讀才能帶我們走向知識真理。就像前些日子的老高超譯尼采事件，雖有護航者出於不一而足的理由，但是問題的根本正在於一個娛樂表演者僭越到了知識的場域，而知識的毒性如同叔本華所言：

「我們永遠無法讀糟的太少而讀好的太常。劣書總是智慧之毒；他們摧毀心靈。」

他批評的是爛書，然而除了這些爛書之外，這些引領眾人走向知識的幻象者，其實也同樣是譁眾取寵的一員。作為閱聽人，我們更應該要去培養自身的德行，去釐清自身的目的究為何，是為求取「以為自己知道的感覺」，還是「知道」？我們在看這些「知識型」youtuber的時候，是否已經陷入「已知」的幻覺，忽視了實際上自己在感受「娛樂」的現實？尤其我們更應該戒慎的是在於「娛樂」的外皮中包裝的是什麼？將帶領我們去往何方？跟隨吹笛人的孩子都是這樣死的，這是難以或忘的寓言。政治如何可能是歡樂的？政治所存在的環境都是充斥著苦難的，而這也是人所存在的環境，都是經歷過生命、身體、自由、財產甚至尊嚴被剝奪的事件，才有今日我們所能「歲月靜好」的現實。

面對政治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選邊站，但是台灣人總喜歡稱自己「中立」，並稱自己「選人不選黨」，然而卻刻意地漠視了這個人為何處在這個黨的社會背景。在過往確實可以說選人不選黨，因為那時只有黨內與黨外，那時的政黨同時是國家也是政府，但今天這個去脈絡化的陳稱只不過是自欺欺人使自己彷彿高尚他人一等的謊言，而在過往的人文壓抑，例如對殷海光、雷震、柏楊的壓迫，加上戰後的經濟重建使得重理工輕人文的文化、安穩賺錢的價值觀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想。而理工中的科學性，在那時被認為是唯一且至高的標準，科學又與客觀與理性相存，使得自身的判斷若被添附此種科學特質就成為真理之聲一般。然而，科學的最根本前提從來沒有被證立過，甚至在政治、人文之上是否能以科學—而非哲學來審視我們的存在處境都是個無法被支持的論據。

 然而，其實就像我們所面臨的許多問題，我們以為事物能被抽離於其脈絡中被觀察，就像科學上我們能把樣品分別於不同環境培養一般，然而本質上不相同的兩種知識系統，如何可能能以相同的方式產生認知？而在人文的層面上，若是我們忽視了個體的社會背景，進行去脈絡化的理解，我們就會扭曲了這個事件的意義，然而這卻是許多人寧願矇著眼做的事情，因為這樣比較輕鬆。就像有句話說：「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似乎是正確，但其實是片面的，實際而言這樣的宣稱是在政治的範疇中以友敵區分為前提才能成立，同時也只能限定在特定的情境中，因為在不同的事件背景中這位朋友也會在政治的判準下成為敵人，只不過在台灣似乎成為語錄式的：「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敵人。」較廣為人所接受。但就像書一樣，服用了雞湯讓自己產生了知識的幻覺，但實際上並沒有在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交流與溝通，所以這才輕鬆，然而想要獲取知識本來就不是輕易之舉，又或者是生活於政治社會中。我們必須要先看到問題，進而在平台上與其他個體進行溝通、討論甚至辯論，進而達成共識。有共識的存在，社會才有改變的可能，對於這個共識的實踐才是社會整體前進的前提。而我的這本書，都是在指出我所看見的問題，而講座正是我希望搭建起的平台。是否達成共識，也有賴於所有人的參與，因為如此的改變，才可能建立一個公民社會。